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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朝的文人范儿

时间:2015-09-30 08:59来源:未知 作者:管理员 点击:
唐朝是一个文人颇为自由快乐的时代。李白可以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傲慢,而无须忧虑获得大不敬的罪名;杜甫可以有炙手可热势绝伦,慎莫近前丞相嗔的嘲笑,而不用担心牢狱之灾;白居易可以有春宵苦短日高起,从此君王不早朝的讥讽,而不必害怕脑袋搬家。正是因
 
 
唐朝是一个文人颇为自由快乐的时代。李白可以有“天子呼来不上船”的傲慢,而无须忧虑获得大不敬的罪名;杜甫可以有“炙手可热势绝伦,慎莫近前丞相嗔”的嘲笑,而不用担心牢狱之灾;白居易可以有“春宵苦短日高起,从此君王不早朝”的讥讽,而不必害怕脑袋搬家。正是因为大唐以博大的胸怀包容了天下的知识精英,因此,大唐的历史天空才出现了群星灿烂的辉煌景象。唐朝中后期,言论自由的空间有所收窄,但是,只要文人智慧的脑袋还扛在肩上,有人就要发出自己的声音。在权力棍棒的不时敲打下,除了打趴下的之外,那些骨头硬的,反而越打越精神,少数几个人竟被敲成了光照历史的文坛巨匠,仰望历史天空中这几个文人范儿,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知识精英,什么是文人的气质和风范!
 
刘禹锡是中晚唐时的著名诗人,字梦得。他天资聪颖,勤奋好学,青年时代就怀有一颗忧国忧民之心,十九岁游学长安,上书朝廷,震动朝野。二十一岁就与另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柳宗元同榜考中进士,同年二人又考中博学宏词科。一时传为佳话。刘禹锡和柳宗元二人,二十刚出头就当上了部级高官,可谓是官运亨通,少年得志。如果刘柳二人从此做个看风使船的大官僚,自然少不了一生一世的荣华富贵,但是,他们失落的却是千秋万代的荣耀和声誉。经过安史之乱这场大浩劫,大唐盛世的光芒急遽的黯淡下来。唐顺宗面对内有宦官专政,外有藩镇割据的危局,果断起用王叔文进行革新,刘禹锡和柳宗元等政治明星立刻成了革新的中坚力量。由于保守势力过于强大,永贞革新只进行100多天就失败了,皇帝被囚禁,王叔文被赐死,刘柳等八位革新的骨干成员被贬为边远地方的司马,这几乎等同流放。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,从朝中大员跌落为乡镇小吏,刘禹锡面对这天地悬隔般的地位落差,既没抹眼泪,也没发牢骚,而是乐哈哈地做他的芝麻官去了。大有“打起背包就出发,哪里需要哪安家”的当代革命战士的风范。视官帽如草帽,这就是文人范儿与众不同的最奇特之处。我们如何知道文人范儿刘禹锡心中没有那种名利冲动呢?看一看刘司马所作所为就一清二楚了。因为司马的官儿太小,史书上没有他任何政绩的记载,但是,他在此期间却诗兴大发,文如泉涌。刘禹锡放下清高孤傲的文人架势,虚心学习吸收地方民歌的艺术精华,创作出了十几篇民歌体的《竹枝词》,成为中国诗坛上的不朽名篇。譬如:“杨柳青青江水平,闻郎江上踏歌声。东边日出西边雨,道是无晴却有晴。”一个晴情的双关修辞格,就让少男少女之间飘渺朦胧的爱情,永远定格在人类最美好的情感史册上。面对权贵的打压,身陷落魄的逆境,我们在词义玄妙,风韵天成的《竹枝词》里,读到的只是诗人对青春爱情的深情赞颂,感受到的只有暖暖的温情,哪里找得到半点失意文人常见的那种颓废忧怨的愁绪!
 
最能反映刘禹锡文人范儿情怀的是他的名作《陋室铭》。刘禹锡后来被贬为安徽和州通判,这里的和州策知县是个趋炎附势的小人,见他贬官而来,便多方刁难他。按朝廷规定,刘禹锡应住在衙门里三间大屋,但策知县却故意让他住在城南江边的二间小屋,后来又让他住在城北湖边的一间半的小屋,策知县的一番折腾,并没有让刘禹锡低头服软,最后干脆只让他住一间低矮的小茅屋。刘禹锡却毫不在意,挥笔写下了千古雄文《陋室铭》: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;水不在深,有龙则灵:斯是陋室,惟吾德磬……世道沧桑,岁月如流,策知县之流的权贵小人,早已灰飞烟灭,而刘禹锡和他的诗文却光照千秋!地位越低贱,精神越高贵;压力越大,信心越强,德馨和才情就是唐朝文人范儿自信和力量的源泉。今天的文人们,读到这些慷慨激昂的文字时,实在有必要扪心自问一下,我还有多少唐朝文人范儿的那股自信的豪情?
 
刘禹锡在外颠沛流离了十年,经朝中大臣裴度的周旋,终于被征召回京。刘禹锡回到朝廷后,看到朝中提拔的新贵们,净是一些不学无术的马屁精,他于是借游玄都观看桃花之际,对朝中这些新贵们进行了辛辣的嘲讽:“紫陌红尘拂面来,无人不道看花回。玄都观里桃千树,尽是刘郎去后栽。”本来只需弯一下腰,赔一个笑脸,就可以得到高官厚禄,即使不言不语也可保有荣华富贵,但是,刘禹锡偏要去捅马蜂窝,结果可想而知,他立马再次被赶出了朝廷,被派往边远的连州做刺史。值得一提的是,刘禹锡后来在做苏州刺史时,当地发生水灾,饥民遍野。他刚上任就开仓赈灾,免赋减税,百姓很快就从灾荒中走出,过上了正常的生活。苏州人民感谢他的恩德,就把曾在苏州担任过刺史的白居易,韦应物和刘禹锡并称三杰,修建了“三贤堂”,用来世代留念祭祀。手中一旦有了一点权力,立刻权为民所用,心为民所系,这就是唐朝文人范儿的另一鲜明的特点。
 
刘禹锡又做了十四年地方官后,裴度当了宰相,立刻把刘禹锡调回京城,准备委以重用。按照常人的思路,受到了二十多年的打压和磨难,该接受教训,做一个识时务的俊杰了吧,可他偏不,他高傲的头颅反而昂得更高。十年前的权贵虽已纷纷落败,但更加无耻的新宠又挤满了朝堂。刘禹锡借再游玄都观之机,把笔锋又一次对准了权贵们:“百亩中庭半是苔,桃花净尽菜花开。种桃道士归何处,前度刘郎今又来。”从桃花到菜花,朝中新贵一代不如一代的荒谬现实,在刘禹锡笔下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示。刘禹锡的真话再次断送了自己的高官前程,又一次被逐出了京城,但是,他却收获了一块屹立不倒的历史纪念碑!无视名利的诱惑,不怕权力的打压,说自己想说的话,写自己要写的诗文,我就是我!这就是一个傲骨铮铮的唐朝文人范儿!
 
唐朝之所以能涌现出不少刘禹锡,柳宗元之类的文人范儿,是因为唐朝给了文人较大的自由空间,打开唐诗宋词,我们就可惊奇地发现,那些在仕途上失意,生活上落魄的文人们,他们中有许多人,却升华成了精神贵族,文化精英。杜甫有诗为证:“文章憎命达,魑魅喜人过。”但是,禁言封口的时代不在此列。在那样的时代,文章只有胎死腹中的下场。唐宋之后,文人的好日子,算是基本过完了,元明清三朝,文人的脑袋要么搬家了,脊梁要么打断了,剩下的只能做个犬儒苟活着,依靠写点皇恩浩荡的颂圣诗文来讨赏过日子,刘禹锡之类的文人范儿再难觅踪迹。刘禹锡是诗人,也是哲学家,他似乎预料到后世的文人会比他过得更难更惨,但是,他依然满怀信心的向天下人宣告了一条真理:“沉舟侧畔千帆过,病树前头万木春。”
(责任编辑:管理员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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